作者：　李響

    　一、找到儒家的噴鼻火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年夜火，鸚鵡逕見，進水濡毛，飛而灑之，天神曰：“而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這個源于佛經的故事出自清初學者周亮工所著《因樹屋書影》，余英時師長教師在《文明評論與中國情懷》一書的《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文中曾援用這個典故，言說本身的中國文明情懷。1978年，當時已經海內著名的余英時師長教師回到年夜陸。在近代反動海潮反復沖擊之后，中國年夜陸似乎是一個疏離和隔閡的世界。以中國文明為人生最基礎的余英時師長教師，深感傳統中國鄉土不在，儒家為主導的文明價值觀念流離掉所，故而撰寫了這篇有名的文明鄉愁的文章，以山中鸚鵡自比，希圖在反動猛火中濡毛灑水，為保留中國文明盡綿薄之力。也恰是這一年，余英時提出了有名的“儒家文明游魂說”，認為近代反動以來,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主導文明形式已經“逝世”往，成為一個找不到也不成能找到附體的“游魂”。同時，余英時也指明了儒學的前途：既不在于從頭尋求建制化的“下行路線”（如康有為的“儒教”論述），也不是現代新儒家將儒學“哲學化”的盡力，而在于“下行路線”，“本日凡人生化。

　　同樣就在這一年，25歲的蔣慶被東北政法學院錄取，正式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活。誰也沒有料到，15年后，蔣慶成為儒學復興的躬親實踐者，他創立了“陽明精舍”為儒家的游魂安家。而27年后的2005年——中國年夜陸媒體將其標志為文明守舊主義年，傳統文明復興運動已經成為一股強烈的潮水，蔣慶則成為這一潮水的領袖之一，陽明精舍也成為當代中國儒家的圣地，一時聲名鵲起。

　　當年的蔣慶，并非是一個矢志以儒學為業的人。作為老知青，蔣慶在學校曾以研討新馬克思主義、探尋馬克思教學主義的人性主義觀念而聞名。畢業留校之后，他的主業依舊是以法理法制史為主，以對英國守舊主義者伯克的研討而飲譽學術界。但是在貳心中一向彷徨的問題，卻是中國人若何過一種美妙生涯、中國外鄉能否能給中國人供給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資源？蔣慶回憶起這段讀書歲月的時候說，“我當時就在中國外鄉找，假如找不到，那么我自愿向東方文明降服佩服。”

　　蔣慶從四川省社科院封存的閱覽室中找到了梁漱溟師長教師的著作，并且在東北師范學院碰到了一位梁漱溟師長教師的明日傳門生。從此，蔣慶對新儒家第一代有了充足的認識和清楚。隨后出于一個偶爾的機會，他在一個伴侶家里看到了唐君毅選集，于是又有機會清楚到新儒家第二代。蔣慶發現，本身要在中國外鄉尋找建設中國人美妙生涯的文明資源，并非是孤單獨行的事業，而是幾代人前赴后繼的事業。

　　學術上尋找文明的資源是一回事，可是若何走向這種美妙生涯則是別的一個問題。在傳統文明典籍里的美妙生涯觀念，在現實中看上往卻沒有任何實踐路徑。1840年中國遭受東方現代文明，墮入了周全的文明危機。1905年以來，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革變之火熊熊燃燒，傳統儒家價值觀念所依靠的文物軌制已經被燒得蕩然無存了。隨著反動時代的結束，1980年月市場經濟體系的樹立，人的欲看之火接著開始在中國年夜地遍地燃燒。底本禮瑜伽場地法軌制的喪掉，已經使得傳統價值理念無所依存，市場經濟的物質驅動力，又使得其最后的空間也喪掉殆盡了。儒家何止于游魂，已經成了孤魂。

　　在這種處境之下，蔣慶意識到，儒學復興不僅僅是學問之道，更是一個踐行工夫。立基于年夜學和種種現代化軌制設定上的新儒家，并不克不及實現共享會議室儒學的復興，必須要回歸夙儒家的途徑。儒學不僅僅是心性之學、命理之學、霸道之學，也是儒者躬親實踐之學。幾乎與此同時，他開始尋找一個給儒家安身的處所。

　　傳統儒家精力在基層社會的載體是書院，中國平易近間的不受拘束講學風氣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開始辦私學。宋代表學復興，平易近間書院興起，二程、張載、朱熹、陸九淵等年夜儒都曾以個人或官方名義樹立過書院。晚明時期書院達到壯盛，會講活動動輒有上萬人參與。在蔣慶眼中，這種不受拘束講學和游學的風氣，貫徹了儒家“學在平易近間、道在山林”的傳統，孕育了儒者“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超拔人格，也推進了儒學發展，構成了以“致知己”為焦點宗旨的陽明學。可是在明代后期，隨著政治專制統治的加強，平易近間書院在慢慢減少，到清代，當局以贖買的方法，慢慢將平易近間書院納進官方系統，儒家精力隨之式微。1905年廢除科舉之后，以供應科舉考試為目標的官方書院或許轉型成年夜學，或許關閉。這般一來，在掉往官方統治意識形態位置之后，儒家無法在平易近間找到一個安居之所，成為游魂就在所難免。

　　二、書院，為儒家找一個安居之所

　　為儒家“游魂”安家，會議室出租蔣慶認為在中國文明周全式微后的明天，最緊迫的訴求與最好舞蹈教室的途徑就是為儒家樹立一個書院。另一方面，這也是“復興儒家文明比較切實可行的途徑。”蔣慶指出，一百年后的明天天運往還，傳統文明與儒家觀念在當今中國已經擺脫了百余年來的艱難處境，出現了“一陽來復”的轉機，這使得瑜伽教室儒家文明的復興有了一個能夠的基礎。余英時師長教師指出，儒家文明的復興有下行和下行兩條路線，蔣慶認為樹立書院便是下行路線的一個主要內容。樹立專門的儒家社會公共團體，推動儒家事業的復興，當前尚缺少條件，並且年夜的組織比較難治理，人員組織不純就會形成良多問題。而儒者個人建築書院的方法，學術主旨明確，合適儒家書院不受拘束活潑的傳統，不易受科層制感性化的束縛影響與各種好處的干擾誘惑，有利于獨立不受拘束地保留延續儒學的學術傳統與精力命脈。

　　近代以來，良多以復興儒家精力為己任的思惟家也都嘗試過樹立書院，好比馬一浮師長教師辦的“復性書院”，梁漱溟師長教師辦的“勉仁書院”，以及后來港臺新儒家在噴鼻港辦共享會議室的“新亞書院”等等。可是這些書院最終都因為不容于現代的教導軌制，或因動蕩的政治環境而宣佈掉敗。

　　前輩的掉敗，現實的落寞，反而更激發了蔣慶樹立儒家書院的設法。照他的話來講“徐復觀私密空間師長教師為孔子披麻戴孝，我蔣或人建書院就給儒家守靈。”明天，陽明精舍坐落在兩山之間，綠瓦白墻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已經初具規模。 “就像桃花源，看起來沒有路，走進往是一片開闊平坦的坡地”。山坡下就是一個小型水庫，湖光山色，頗顯儒家中庸涵泳的人格尋求。

　　對于蔣慶而言，陽明精舍不僅僅是兩百多畝地和十幾座屋子，樹立這聚會場地樣一個院落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從設法萌動到明天初具規模， 20年已經過往了。這期間的艱難，恰如陽關三疊，波折而反復。

　　1990年在深圳，蔣慶認識了一位對弘揚傳統文明表現出濃厚興趣的華僑商人，后者表現可以出資上億，在舞蹈場地深圳購買地盤，專門進行儒家學問的研討。蔣慶當時很是振奮，為之四處奔忙，但不久就發現，此人更喜歡以建書院為由頭與各級官員高攀，并沒有實際行動的意思。

　　1993年，臺灣學者龔鵬程、林安悟來貴陽訪問，在修文縣看到陽明遺跡繁榮破舊，痛心不已。于是二人就提出在這一陽明學誕生和發揚光年夜的圣地辦一個書院，接續學術噴鼻火。雖然未能如愿，但蔣慶卻由此萌發了樹立書院的設法。隨后，蔣慶偶遇japan(日本)將來的世代財團講座場地董事長矢崎勝彥，無意間講起王陽明的知己學。孰料后者恰是陽明學的忠實信徒，主動提出可以幫助蔣慶來做儒學，特別是陽明學的研討和推廣，并提議在王陽明悟道的處所樹立一個家教儒家書院。矢琦勝彥在陽明學傳統深摯的japan(日本)籌措了年夜筆資金，并且爭取到有“japan(日本)儒學祭酒”之稱的有名學者岡田武彥擔任首位名譽院長。可是囿于不許外國人經營文明事業的政策，滿心熱忱的japan(日本)伴侶最終抱憾而歸。

　　不久，蔣慶碰到了第三次建書院的機會。唐君毅師長教師的學生，噴鼻港法住書院院長霍韜晦在深圳碰到蔣慶，得曉此事很是感興趣。蔣慶和他的伴侶敏捷開始了選址、建房、講學的計劃設定。但由于不是招商引資項目，當局看不到書院背后有什么商業好處，興趣寥寥，雖然簽署了協議，可是并沒有任何行動，于是再度不個人空間了了之。

　　再三的掉敗讓蔣慶覺得建書院只能靠本身。剛好當時國家出臺了新的地盤政策：農村集體一切的坡地和林地，通過符合法規的議價和法式之后，可以允許任何人承包。這一不測之喜，給了蔣慶本身動手、從小做起的機會。他十分困難選好了址，卻是兩個村組互不相讓的“爭議地”，各方僵持不下。蔣慶坦言，當時他共享會議室已經準備放棄在修文樹立書院了。可是當地鎮當局不愿意放棄這樣一個招牌人物，親自干預解決地盤糾紛，終于峰回路轉。

　　地盤問題解決之后，就是具體的建設問題了。可是資金問題始終困擾著書院，蔣慶雖是著名學者，可是這個名頭并沒有幾多經濟實惠在里面。蔣慶本身無限的積蓄買了地，建築書院就唯有尋求本身的同學和戰友募款，籌來的首筆啟動資金年夜約6萬元，用蔣慶的話說，“這是所謂化緣修書院”。由于出不起錢請施工隊建屋子，蔣慶和他的音樂家伴侶張建建只能請當地農平易近來修，但由于不清楚當地務工的價錢，就接收了農平易近的漫天要價。在得知蔣慶出的工錢之后，鄉鎮干部找到張建建，問怎么給了這么高的價錢，這位藝術理論研討者才發現本身上了當。

　　十多年來，書院經歷了各種難處，張建建回憶，書院山下有條河，但由于人跡罕至，故而河上也就沒有橋。汽車平時尚可渡水過河，可是一旦下雨，河水上漲，途徑泥濘，車子最基礎無法通行。偏偏貴州的氣候是知名的“天無三日晴”，只能趕好天往山上送建材。直到數年后，一位貴州籍老領導來陽明精舍訪問，正好碰到了下雨，車子勉強上山，同業的一位商界人士當場許諾拿錢建橋，剛剛解決了最基礎的途徑問題。

　　就是這樣跬步千里，從一間屋子到一個院落，瑜伽教室然后又擴年夜變成初具規模的陽明精舍。究竟花了幾多錢，蔣慶沒有任何概念，連一向擔任司庫重擔的張建建也只能含混地預算，前后16年花了將近300萬。可是讓他們稍感慶幸的是，現在生怕2000萬都建不起這樣一個書院了。

　　因為周邊村寨多年用不上電，水泥都只強人工攪拌，到了早晨黝黑一片，蔣慶自嘲稱幾乎用過一切的人類照明設備，從蠟燭到火油燈，再到馬燈，陽明精舍應有盡有。直到2000年，村村通電計劃在中心財政的支撐下展開，修文縣委書記在偶爾造訪書院的時候，才了解了用電難的問題，隨后電力局給精舍架設了一條專線，方解決了照明和用電問題。有了電，書院的活動才幹成規模地展開。

　　雖然物質條件好轉，可是陽明精舍依舊很寂寞。由于身體緣由，蔣慶每年只能在書院棲身半年，其余時間書院只要依附兩位來瑜伽教室自隔鄰息烽縣的農平易近教學做管家，擔當了書院年夜部門日常事務。因為處所荒僻和資金問題，精舍并沒有其他任務人員。曾有一名山西學生向往儒學，在陽明精舍住了一年半，但終因生涯壓力不得不離開書院，到社會上謀職。

　　查閱精舍的來往記錄本，可以發現規模稍年夜的會講舉行過四次，更多的活動則是不受拘束游學和不受拘束講學。記錄顯示年夜約有近800人曾訪問過精舍，此中有當局官員，有有名學者，也有來自國外的儒學研討者。但以參觀訪問者居多，以游學問道為目標來訪問精舍的人少之又少。蔣慶介紹說，普通學者訪學時間比較短，而學生求學時間較長，過交流往傳統書院那種論辯研學、成規模的學習活動，今朝很難做到。但在他看來，有沒有年夜規模的會講并不主要，能夠有必定的不受拘束游學和論學的風氣足夠了，精舍雖小，可是對儒家而言畢竟是有個家了。在蔣慶心中，“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方是儒家士年夜夫的真正精力操守和價值持守，也是要尋求和樹立一種美妙生涯的最基礎依附地點。

　　三、行走在現代的尷尬

　　現代書院是樹立在傳統地盤經濟的基礎上的，書院普通擁有大批的田產，並且有當地士紳階層的支撐，不僅在財政上有保證，而其可以積極地借助士紳團體的氣力，參與和指導鄉土社會的運轉。但在現代社會中，書院更多地是一個單純的文明機構，傳統書院既有的鄉土政治、文明、輿論和經濟的四重領導力已然不復存在，假如連學術研討的活動都無法完整、充足地展開，那么書院在具體的社會生涯中還能有什么感化，就更讓人擔憂了。

　　和中國其他農村一樣，精舍地點的高山村里，青壯年都在外打工，多是女人在田間干活，白叟們閑散地在村莊里游蕩。當記者隨機詢問當地村平易近怎么看蔣慶和他的精舍時，令人驚異的，是一位村平易近稱蔣慶為“蔣老板”，認為他沒有給村里帶來什么好處，因為他連一條從村到縣的公路都沒有弄好。而一位做過村干部的年輕人，稱呼蔣慶為蔣師長教師，認為他來了光做功德，捐資助學，幫助村平易近從頭修了當地的中學。對村委會而言，這些他們應該做好的工作，卻沒有才能做，蔣慶是他們的福音。而對于一門心思惟象裡面十丈軟紅的通俗村平易近而言，蔣慶是一個外來的有錢人，可是這個“有錢人”并沒有把他們和內部世界連通。而蔣老板的稱呼若何而來呢？追問之下，剛剛得知，貴州夏日涼爽宜于避暑。良多溫州、廣東的有錢人都跑到這里買下農平易近的地盤建別墅度假。這已經成為當地很是主要的一個創收渠道。在當地人看來，蔣慶和這些人區別不年夜，只不過，這種休閑經濟帶動了其他處所經濟支出的增長，而蔣慶什么都沒有帶來，連一條途徑都沒有修睦。

　　這種尷尬的處境，對于蔣慶來說也是始料未及的。“當時建書院的時候，就想若何來參與當地的社會生涯，能把儒家的價值理念真正實踐到鄉村往，”蔣慶如是說道，“可是來了之后，有了一些經歷，發現我們只能盡點綿薄之力，鄉村已經完整繁榮了，大師一門心思賺錢，最基礎不會理會你講忠孝節義”。

　　對于這一點，長期擔任書院司庫任務的張建建有更深的體會，“我們本來想能帶領農平易近一路種果樹，養牛，這樣書院可以本身維持，也能和農平易近樹立起聯系，並且可以把農平易近組織起來，可是很快就發現我們太無邪了。”張建建還告訴記者一個頗具諷刺意聚會場地義的故事。蔣慶在這里講授傳統儒家的價值理念，可是村平易近本身的精力尋求，卻是本身修一個小廟，並且為了修廟，還搬走了蔣慶建書院特制的瓦。

　　記者翻山涉溪，來到了這個小廟。這個近乎棚子的“廟”建在半山腰上，里面放著一個小小的觀音像，後面擺一個小噴鼻爐，這就是普通村平易近祈求美妙生涯的地點了。幾個頭發斑白的白叟在門前擲骰子，飲酒。當他們被問到，蔣慶到這里十多年了，算不算他們這里的人？幾位白叟分歧否認，“不算，他就是裡面來這里的”，更有人情不自禁的說起，那塊坡地本來是他們組的，這般等等。

　　雖然聽起來，精舍似乎沒有給村里做什么，可是要看財務記錄的話，情況并非這般。高山村到縣里的路，精舍投資了不少，今朝這條雖泥濘不勝，可是尚能通車的路就是蔣慶出資給鋪設的。說起這事，張建建一肚子苦水：“往年，村里的人說他們需求錢修路，請我們幫忙，我們認為是功德，就召募了10萬給他們，錢拿往了，路到現在還沒有修成，最基礎組織不起人來。”其實貴陽市已經鄙人轄的各區縣搞了村村通水泥路的工程，但高山村到修文縣的公路還有一段沒修睦，依舊是個斷頭瑜伽教室路，今朝還要靠精舍修的路。

　　蔣慶的事業沒有融進高山村，那么融進修文縣了嗎？修文龍場鎮，也就是王陽明被貶屯守的龍場驛，思惟史上有名的“龍場悟道”就發生在這里。這個鎮后來改名為城關鎮，在蔣慶多年盡交流力之下，經國務院同意，前幾年才恢復原名為龍場。這場改名運動，算是蔣慶帶給這里的最年夜變化，不過這個倡議之所以被當局采納并積極推進，畢竟是為了紀念王陽明，還是因為背后的經濟好處，這就不得而知了。

　　十幾年前曾經讓蔣慶揪心不已的陽明祠，現在已經私密空間煥然一新。主堂放著矢崎勝彥師長教師贈送的王陽明銅像，而隔鄰卻擺上了張學良和趙四蜜斯的蠟像（因為張學良曾經被軟禁于陽明祠數年），似乎顯得有點不倫不類，可是出于游玩宣傳考慮的話，也算通情達理。

　　龍場鎮作為修文縣的城關鎮，和中國普通的縣城并沒有太年夜差別，隨處可見塵土飛揚的基建工地。據當地人說，修文自從安順劃歸貴陽轄屬之后，有了貴陽的財政支撐，經濟上基礎脫貧了。雖然這里到處都有以“陽明”定名的途徑和公共設施，隨處可見“王學圣共享會議室地”的游玩介紹，可是當地人只是在處所教材上了解這里曾有這么一個“明代的年夜官”，至于他在這里說了什么做了什么，對于中國甚至東亞的文明思惟史有何意義，并無絲毫清楚，不過當地人也多了解，每年來這里的japan(日本)人和韓國人挺多的。蔣慶曾和記者談起，岡田武彥生前來到陽明悟道的溶洞舊址，激動得不克不及自已，更有japan(日本)年輕的企業家參訪團在陽明祠集體行跪拜年夜禮。比擬之下，心裡有數。蔣慶為當地帶來了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和著名企業家，但對于龍場鎮和修文縣而言，他更多地是一個招牌。

　　四、一滴純凈的水

　　對于這種冷淡和隔閡，蔣慶本身也很明白。“我也沒想到農村會這樣繁榮，這里的村寨已經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經沒有什么社會組織了，簡單的個人盡力起不到什么年夜用，需求類似梁漱溟師長教師搞的鄉村建設運動那樣的年夜規模社會運動，才幹在當前農村有所作為。”蔣慶本身表現，本身早已放棄了融進當地社會、并將儒家價值沁進當地社會的盡力。“這個精舍就是要給孔子、給儒學守靈，書院在一天，就說明儒學未逝世，這個象征意義就有價值，這個精舍就是一滴純凈的水，裡面是渾濁的年夜洋年夜海，我只才能圖保證這滴水的純凈。”蔣慶說：“我不是新儒家，我是夙儒家，我選擇的途徑是夙儒家的，‘學在平易近間，道在山林’，這一點是我的持守。”
 

    同屬文明守舊主義陣營的陳明小樹屋曾經和記者說：“蔣慶的陽明精舍是獨一的真正的書院”，儒學的國際代表人物，哈佛年夜學杜維明傳授也稱：“陽明精舍是儒家精力的象征，並且是夙儒家的象征。”可是精舍的未來若何？這不是僅僅贊美能解決的。對于這一點，蔣慶答覆得很明白：“精舍不是我的財產，雖然法令上是以我的名字登記的，但這僅僅是蔣慶暫時掌管儒家的財產罷了，假如有一個儒家的符合法規平易近間社會組織出現，我可以把這個精舍交給這個組織。”

　　不僅對于蔣慶自己，並且對于他的支撐者和伴侶，書院的傳承始終是個主要的問題。一向大力支撐蔣慶的貴陽學者張建建和王良范都建議蔣慶招一個門生，以師徒傳授的方法堅持精舍的事業，可是，要找一個合適的人終年呆在這樣一個偏遠的處所，掌管一個前程堪憂的事業，這并不是件簡單的工作。記者曾問蔣慶，能否考慮過借用一些現代工商業的經營組織方法，來維持精舍的日常運作和發展？蔣慶對此斷然拒絕，“書院就是一滴純潔的水，不克不及參與任何經營性的活動，捐資幫助可以，可是有條件就免談。”事實上，蔣慶已經拒絕了好幾次豐厚的捐助，緣由僅僅是因為小樹屋對方盼望蔣慶能把本身介紹給japan(日本)企業界。

　　雖然精舍的前程未卜，可是這種象征和持守已經讓許多人羨慕不已，深感“吾道不孤”。蔣慶的老友，貴州年夜學人文學院傳授張新平易近師長教師，已在貴州年夜學樹立了中國文明書院。得益于貴州省高層的支撐，這座體制內書院的建設和發展都較為順利。可是對于張傳授而言，這依然是蓋屋子、收圖書罷了。“現代年夜學教導體系之內，很難樹立一個有獨立性的書院，”儒雅的張新平易近講起這一點頗有些激動：“當前年夜學行政體制太難打交道了，行政干部坐著問，傳授站著答。我現在能做會議室出租到的，連我想做的非常之一都不到，不克不及獨立設定課程，在年夜學的教導體制下也不克不及展開書院那種周全的人格教導。”

　　中國文明書院的牌匾是孔子明日孫孔德成題寫的，這也是孔德成獨一為內地年夜學題詞的機構。書院內躲書數萬冊，此中相當多珍本，還有許多名人字畫。杜維明、李澤厚等著名學者都屢次來此訪學講課，粗算下來，書院幾年來成績斐然。可是張新平易近很明白，這些成績完整是樹立在他個人的基礎上，假如他不在這里，這個書院的事業以及精力都要荒廢了。“我還講座場地是力爭堅持住一點歷史傳承的，貴年夜雖然名義上承續貴山書院的傳統，可是其實沒有什么關系了，我專門把貴山書院的碑放到書院里，就是要告訴學生，我們傳承的不是幾十年上百年的東西，而是五千年中國的文教。”

　　貴講座場地山書院承襲明代貴州的陽明書院，曾經是東北地區最年夜的書院，明清兩代培養了八千舉人，六百進士，可謂成績顯赫。1905年，貴山書院改建成舊式學堂，當時負責此事的是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南開年夜學的創辦人，而支撐他的因支撐戊戌變法被貶回黔的李端，則舞蹈場地是京師年夜學堂的首倡者。從嚴修、李端改貴山書院為舊式學校到明天張新平易近傳授再建中國文明書院，一百多年過往了，歷史仿佛給中國的文明和教導開了一個輪回的打趣，這里面的辛酸和波折年夜約只要后人才幹體會。張新平易近表現“我常想離開這里，走到平易近間，像蔣慶那樣用平易近間的氣力樹立一個書院，只要像蔣慶那樣才幹是真正的從事儒家的書院教導。”蔣慶一向的支撐者、貴年夜中國文明書院的王良范傳授認為，“全球化畢竟需求文明認同，當瑜伽場地你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就要考慮我們本身是誰，我的選擇是儒家文明，雖然我還不敢自稱儒家，可是我是這條途徑的同路人，短期來看，我們都會掉敗，可是長遠來看，蔣慶為未來闖了一條能夠的途徑。”

　　雖然2005年以來中國出現了文明守舊主義的海潮，可是或許就如張建建所言，“以陽明精舍的角度看來，這最基礎是各種好處同構下的結果，最基礎就沒有這種運動海潮，陽明精舍能出現并且能存活，其實是個奇跡，這個奇跡的最基礎就在于蔣慶，在于他的單純，他的持守，以及他的堅定。”

　　蔣慶畢竟在做什么？濡毛救火，還是保護“一滴純凈的水”？能夠對蔣慶而言，更多地是在尋求美妙生涯，是一個儒者在現代的突圍，未來若何？不得而知。可是對蔣慶而言，明天依舊是一種美妙生涯。

    原載:《文明縱橫》2010年第四期